广西印染的历史演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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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区的土壤与气候不仅宜于植麻、种棉,而且适合种植蓝靛草等染料植物,将蓝靛草制成染料染制土布,因此在传统社会里,广西各民族自织、自染、自制衣服,男耕女织,衣食自给自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广西各民族掌握了蓝靛染、蜡染、扎染、豆浆染、树汁染、糯米染、夹染等各种印染技术,总结出丰富的印染经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印染文化。然而,近现代以降,曾经辉煌的传统印染工艺逐渐萧条,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有所复兴,但总体上衰落已成为必然趋势,如今更陷入严重的传承危机。本文试图通过对广西印染技艺演变历史的梳理与钩沉,还原历代印染技艺的兴衰沉浮,剖其原因,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些许启示。一、古代广西印染在我国,人们使用染料的历史始于距今五万年到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北京山顶洞人文化遗址出土有以矿物质颜料染成红色的石制项链。新石器时代,先民学会用植物制染料给纺织品染色。西周时期,染色已发展成为我国的一个经济产业。据《周礼》记载,当时有“染人”“掌蜃”“掌炭”“职金”等与染色有关的官职。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织品色彩丰富,色泽逾千余年而不败,足以说明秦汉时期我国染色工艺已十分高超。广西先民印染着色的纺织品早在秦汉时已出现。贵港汉墓出土有黑、红两种颜色的回纹锦,专家考证为本地煮染。贵县、合浦等地汉墓出土的陶制器物中,有三眼、四眼作坊灶及釜、锅,并有人在灶边作染布条动作的模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苗瑶先民“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服,……衣裳斑斓。”“百蛮蠢居,……缕体卉衣。”可见广西先民在汉代时已普遍染布。到公元10世纪时,广西染色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秦汉时期,广西地区少数民族己掌握蜡染(蜡缬)技法,制作出“阑干斑布”。 如《后汉书》《临海水土志》中有“染彩”“斑文布”等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斑布的记载逐渐增多。如《南史·夷貊传上》载:“古贝者,树名也,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纻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1]东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载:交广地区,“五色斑布,以丝布古贝木所作。……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上毳毛……”[2]制作斑布者为木棉,交广等地多种植,采其花织成布。南朝沈怀远《南越志》云:“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约如丝棉,染为斑布。”这里记载的“斑布”应是先将棉纱染色后织成的。发明了独特的蜡染(蜡缬)技法,这是包括广西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对我国印染业作出的杰出贡献。隋唐时期,广西印染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隋书·地理志》云:瑶人,“其男子苍白裤衫,无中裤。女子青布衫,斑布裙,皆无鞋履。”《新唐书·地理志5》载:“南州南川郡……土贡:斑布。”我国唐代之前的文献并无中原汉人有蜡染的记录,传世及出土文物也无例证,从《元和郡县图志》关于西南少数民族贡赋斑布的记载,以及唐代绘画中才出现蜡染图像加以分析判断,唐代“有蜡染,或起于西南兄弟民族。”[3]因此文献中上贡的“斑布”很可能是蜡染制成。蜡染所使用的防染材料主要是蜂蜡,而蜂蜡主要产于南方,中原地区生产蜡染所需要的蜂蜡须由西南地区提供,因而当时朝廷规定土官必须要定期进贡蜂蜡、土布等。宋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中国蜡染的中心,广西地区的蜡染相当普及,且在全国已很有名气。有关文献不仅明确了“蜡染”,还详尽描述了蜡染工艺的过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傜人以染蓝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片,镂如细花,用以夹布;而溶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见。”朱辅《溪蛮丛笑》亦云:“溪峒……以蜡刻板印制,以靛缸渍染,名点蜡幔。”如今广西壮、瑶、苗等民族民间的蜡染还有《岭外代答》所载的方法,只是将木板换成了易于操作的油纸或牛皮纸。采用此工艺制作出的蜡染花纹图案及蓝地上均无自然冰裂纹,花纹图案的接缝清晰可见。从文献记载中可看到,广西壮、瑶、苗等民族普遍穿蜡染衣服,使用蜡染品。如《岭外代答》记:“瑶人,……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其酋则青巾紫袍。妇人上衫下裙,斑斓勃窣。惟其上衣斑文极细,俗所尚也。”[4]“西南夷,……或衣花斑衣,或披毡,……”[5]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六载:“峒瑶斑斓其衣”。同籍卷四十一载:广西融水瑶“皆椎髻罽衣,以青红染纻,织成花幔为服。”《容斋随笔》卷十六载:渠阳蛮俗,“通以斑布为之裳。”《桂海虞衡志》载:瑶人“衣斑斓布褐。”蛮“衣青花斑布,……”此外,宋代朱辅在《溪蛮丛笑》中指出:“溪峒爱铜鼓,甚如金玉。模取鼓文,以蜡刻版印布入靛渍染,名点蜡幔”。说明包括广西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的蜡染图案有大量的铜鼓纹样。铜鼓是南方少数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 从先秦流传至今,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其纹饰从宋代以后一直成为广西蜡染的主要素材,风格迥异于中原及北方蜡染。特别指出的是,宋代中原地区蜡染工艺在应用上已日趋衰落,而以豆浆、石灰、树汁作浆料代替蜂蜡,在广西壮、苗、瑶等民族中却依然世代相传。元代广西印染工艺水平仍大致与宋代相似,但瑶族出现了一种创新工艺——“血染”。元代佚名《招捕总录》记载:“徭人居深山穷谷巢穴中,不巾不裳,赤脚露胫,衣用牛羊血点白布作青花。”清代汪森《粤西文载》中亦有“血染”工艺的记载:“猺衣用牛羊血,点白布作青花。”这种工艺早已失传,可能是被其他新的染料所取代。明清时期,各种印染工艺在广西依旧普遍盛行,技艺更加成熟,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地方风格。明代《嘉靖图经》记载:“西南苗,妇女画蜡花布。”明《南宁府志》卷十一载:广西,“蛮夷散居四裔,……绩木皮,叶染草实以为衣服……。”《粤西丛载》卷二载:瑶族“用五色绒,染绣花卉。”[6]清代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二七八也有记载:罗城通道镇板瑶人,“妇女左衽,裙有五色,系古钱,步行有声”。永安瑶人,“妇人椎髻,跣足斑衣。”清嘉庆《广西通志》卷二七八说:“宣化(今邕宁)壮俗……男女衣皆青,或以薯染红……”1975年,天等县出土清乾隆年间赵焜蜡尸有三条白土布巾,巾的四边蜡染均呈蓝底水波纹。这些蜡染工艺品既可用亦可赏。这一时期,广西各种印染工艺流程多见于文献记载。蜡染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均见于清代文献。清人贝青乔《苗俗记》载:“用蜡绘花于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绣。”《清一统志》记述:“花苗裳服先用蜡绘花于布。而后染之,既染,去蜡则花见。饰袖以锦,故曰花苗。”清王言纪《白山司志》详细记载了瑶斑布的制作方法,与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载一致。如今广西苗、瑶、壮、彝等民族多使用前一种蜡染方法,后一种方法使用的人不多。关于蓝靛制作方法,清代《昭平县志》有此记载:“蓝靛,又名蓝青,本邑备预两区出产最多。草本植物。谷雨前施种于山岗或平地,凡五十日,枝叶发青完满,刈浸靛池,约一月许,滤出渣滓,和以上等石灰细末,即成蓝靛。普遍每靛草六百斤,造成一百斤之靛为佳,不及此数,渐分差次。”[7]明确指出六百斤靛草造一百斤蓝靛为最佳比例。19世纪末以前,广西印染业甚为兴盛,还出现了民间专业染坊及染厂。郁林州(今玉林市)出产的蓝,顺北流江运往广东,然后转运苏(州)杭(州),被称为“北流靛”。《郁林州志》说:“蓝有二种:山蓝似草决明,田蓝如鸡爪。蓝,一年五六刈;畏暑日霜雪,夏冬须草盖复;割苗浸池中,加石灰沤,去渣即成青靛。州西北为盛,与北(流)、陆(川)、兴(业)三县靛,俱从北流江贩运广东,苏(州)杭(州)人通谓北流靛。”[8]广西方志还载:“蓝,腴田种之,获倍利。”[9]清乾隆《兴业县志》载:“惟青蓝则地之所宜,举邑皆种,而其利普焉。”嘉庆《广西通志·诸蛮二》卷二七九载:奉议苗,“以染为业。”《广西通志》卷二七九载:“蛮……女或纺织,或裁缝,或染布……”除蓝靛外,广西本地人还用其他植物制作染料。如清雍正《广西通志》卷三十一载:太平府“苏木出永康者佳,树似槐而叶微圆,枝叶两两相对,正赤色,开花结实如皂荚,能行血及染布帛等类。”清朝末年,一些地方出现了民间专业染坊。如两名外地商人在桂林创办了染坊,其中颇有名气的张永发染坊是由张海青于光绪33年开设,主要收购原白布、麻线染色后出售。初时店里只有4个染缸,两个染布的师傅,后来经营得当,染出的布供不应求,规模逐渐扩大。短短20多年,张永发染坊仅染缸就达40个,控制着东江一带百家织户,基本上垄断了桂林染坊业[10]1788。窥见广西印染业发展之盛况。19世纪末,用化学合成法制造靛蓝成功后,合成靛蓝便逐步代替植物性靛蓝染料,农民种植蓝草利益遭到很大损害。据方志载:广西种植蓝靛“在洋蓝靛未来之前,本极发达,一切渲染皆仰给之。近日洋布盛行,洋靛每能以少胜多,价格反逊于土靛,以致影响生产。”[7]庭植蓝染布业受到冲击,逐渐衰落,一般人家制蓝染布多供自家人用,出售不多,昔日靛蓝业繁盛之景象已不复存在。二、现代广西印染民国时期,广西各民族依旧使用自织自染土布制衣。民国《瑶山调查专号》中有如下记载,上思州瑶人,“常衣用蓝草染青色,盛服则胸着锦兜,腰围花裙,衫短而裙长。”凌云县瑶人,“瑶民则短衣短裤,女则短衣短裙,无论男女衣短及脐,裤裙短及膝,色均用青,蓝靛瑶之衣式比较诸瑶为长,男衣以遮臀为度,裤以及踝为度,女衣较男衣尤长,以带系腰,将衣角四角揭上,挂于腰带,裤与男同,色均用青。”[11]阮镜清1943年《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记载:苗人“妇女的装束,则现在尚保存古风。通常头上缠一布巾,巾蓝底而有花纹,是用蜡缬法制成的。……普通领上、袖口及开襟之处,皆缝缀有美丽的花纹。”[12]文献记载,民国融水“黑苗衣多青色,白苗襟绣白花,裙裾亦然,花苗则染青蓝黑三色之条纹,长及其胫。”[13]民国《三江县志》载有侗族服饰:“女子……裹青色头巾,衣裙皆用自种棉自织染之青色土布为之。”现今,广西民族博物馆陈列有民国时期由土布制品煮沸脱蜡而显现出兰底青底雷纹、编织纹等白色图案的围巾和裙。这一时期,广西各地家庭种植蓝草制染料多为自用,有关制染工序的文献记载更加具体详细。民国 《三江县志》记述当地种蓝制靛的状况:“靛,种蓝者制之。于夏末秋初摘取蓝叶,以水沤于桶内,或塘内,至相当程度,投以石灰,用小盆搅之,使其淀质沉于桶底,即成靛。俗亦呼为蓝靛,取为染料,本县人多自供染布之用。”[14]西种蓝制靛的技艺娴熟,蓝草的种类也多,有的地方蓝靛的产量相当高。如严复礼、商承祖编《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对瑶人制靛的步骤描述如下:“瑶人侯蓝靛结实后,将其连根带茎自土中拔出,置于一俱水之大缸中,约七八日,听其自然腐烂,然后再用手揉碎一过,将梗、叶渣提净,余缸中者系靛青汁也。蓝靛缸者非陶土烧制者,掘地可二尺许,口径大三尺至四尺,筑一大坑,四壁涂厚可半寸余之石灰一层,以防液体之渗漏(瑶人自知烧炼石灰),大缸之下层有一小缸,口径只有二尺许,其制法与前者同。一系深陷地内,此交错之大小两缸于地中通一小管以连络之。大缸管口塞之以木栓,大缸内之靛青汁制成后,拔大管栓引入小缸中,再掺调石灰,合作糊形,缸面覆以芦席,听其自然沉淀。七八日后去其浮面清水,仅留下层糊形沉淀,即靛青是也。”[15]如民国《桂平县志》载:“县内有苎麻,岁收三次,织而为布,漂之白如雪,……入蓝重染成青色,作衣亦不恶。”“蓝,《说文》:染青草也。《周礼·地官》:掌染草,即此。《通志》:蓝三种,蓼蓝,染绿;大蓝如芥,染碧;槐蓝如槐,染青。三蓝皆可作靛,色成胜母,故曰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俗呼蓝曰靛。《本草》中有二种,盖即蓼蓝。大蓝木本一种,盖即槐蓝也。大蓝宜平原冈阜,出蓝宜山。桂平北河所在多产。粤西以兴业靛为最良,惟桂平紫荆产可以相埒,今盛行江淮,亦民间一利源也。”[16]当地居民普遍穿自织自染的衣服。如刘锡蕃《岭表纪蛮》载:“……各种蛮族,所著衣裙,完全为其手制,故蛮人妇女,无不善纺织。其工细者,数月而成疋,曰‘娘子布’。其质为苎麻,染青色,九洗九染,布敝而色犹新。”[17]131“蛮人衣服,所有‘栽棉’‘纺纱’‘浆染’‘缝纫’诸事,皆由自力而成。”[17]64一时期,广西用作染料的植物,除了蓝靛,还有乌饭、苦楝等。《桂平县志》所称的乌饭木,“清明捣叶汁,渍糯米炊饭,名乌米饭。”[16]应是用作黑色染料的。此外,人们还用苦楝、倒鳞木、银木提取染料。《邕宁县志》载:苦楝“树皮亦可为染料”,倒鳞木“汁可染绛”,银木(又名树蓝)“可作蓝色染料”[18]。工业染料染布的染坊和染厂兴起,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因局势动荡,不少染坊经营时而兴旺,时而衰落,甚至停产。民国6年(1917),南宁有崇德、福荣德等织布兼漂染的手工工厂,年产印染布3万匹。采用直接染料,出品以军用色布为主。民国22年(1933),城区内有手工染坊3家,从业者30人,碾石23只,染锅30只,年耗染料7 500公斤,出布100万米,品种主要有蓝斜布、紫斜布、灰斜布和黑斜布。色布用碾石进行轧光后,布面光洁,能减少砂尘沾附。同年,广西省政府工商局在邕筹办南宁染织厂。民国24年(1935)7月,南宁染织厂投产,设织布、漂染等等工场进行生产,染洗设备采用动力转动,染料及助剂从香港、广州、梧州等地购进。年出布4万匹,品种有色布、花布等。印染采用不脱色染料,制成各种时款布匹,颜色鲜艳,色牢度高。因受抗战时局影响,该厂几经迁移,损失惨重,之后停产。30年代,广西土布织造厂置有一座染锅,配备染工6名,每月出品漂染灰平布1 000匹[19]。民国6年(1917),融水县城有冯天昌开的化学洗染作坊,因色素多样,即染即得,颇受欢迎。民国26年(1937),县城汪连兴建纺织洗染厂,兴旺一时。1949年解散[20]。民国18年(1929),桂林染坊有20户,民国25年(1936)增加到25户,工人400多人,染缸250个。比较有名气的有张永发、广新、永安、振兴、同和等染坊。民国37年(1948)11月《中央日报》登载,桂林市纺纱染纱工人约3 000人,大都为家庭妇女及儿童,所用染料多为国外进口,各类有青、红、黄、绿、大红、漂白等,间或亦有土靛柏[10]1788。民国中期,平南县城染坊有茂和、成和、悦新、生兴、祜泰、昌泰等6家,其中以茂和规模最大,染池10多口,雇佣染工二三十人。思旺有长安、广泰、联新3家,每家雇佣数人。官成有同新、荣发2家染坊。民国20年(1931)以后,染坊日渐衰落。据民国29年(1940)统计,全县专业染坊只余15家,从业人员38人,日染布300丈[21]。民国28年(1939),全州有曹秀清办的染厂,开设纺织、印染、缝纫车间,产品主要供应军需,少量供应市场。民国33年(1944)停产[22]。民国36年(1947),象州县内各圩场均有工业染料染布的手工业作坊,这类手工业作坊共有35家[23]。由于受外国染料的冲击,广西本地蓝靛染业有衰微之势。《广西年鉴》第一回(1933年版)有记载:“蓝靛,十余年前,本省蓝靛之栽培,可称繁盛;近因外国染料输入,物美而价廉,本省土靛销场,遂为掠夺。一般农民,除种植以供自用外,已不复望与舶来品竞争。”总体上来看,民国时期家庭制染多为自供,官方、民间均开设专业染坊,使用工业染料染布,但经营受到时局影响,动荡起伏。三、当代广西印染1949年以后,私营染坊逐渐解散停业,广西各地先后建立起一些国营专业染织厂以及服装厂,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西共有20个国营印染厂及染织(棉织)厂、25个集体所有制染织(棉织)厂,共拥有11条棉纺织印染线,印染布生产能力已达1.3亿米[24]。一些国营印染厂及染织(棉织)厂在传统印染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提高了产量和质量。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这些国营染织、服装企业普遍效益不好,有的想方设法继续维持染织、服装的生产,有的关门停产,有的转为生产其它产品,有的则搞技术革新,走民族加时尚道路,创出发展新路子。20世纪50年代初期,广西只有一些采用土法染色的手工作坊,采用染缸、染池染布,染好后靠太阳晒干,仅能生产单一的土布。1958年,柳州市手工业联社印染厂开始采用自制的间歇式卷染机染布,1960年又有了烘布机,由手工操作转为半机械化生产。1969年,该厂进行技术改造,自行设计制造了士林染机,将弯辊丝光机改造为丝光轧染两用机,提高了产量。1970年,柳州印染厂用20世纪30年代日本产旧滚筒印花机头进行改造翻新,并自制了部分残缺的机件及后处理设备,于当年12月20日印出了花布,从而结束了广西没有机印花布的历史。1978-1983年,柳州印染厂先后引进国外先进染机和生产技术,从最初的间歇式卷染机染色发展到热熔连续生产线,1982年以后,新建投产的南宁印染厂、柳州纺织印染总厂、梧州印染厂、北海印染厂、玉林棉纺织印染厂等均采用这种工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企业先后引用国外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从滚筒印花发展到筛网印花,使广西纺织品印花工艺、质量有了新的发展[25]。广西专业印染厂家并不多,且多集中在城市及部分县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一些私营印染手工业坊,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印染坊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关门解散,有的并入县手工业联社的集体企业。如象州、全州等地印染手工业坊多关门或合并成县染织厂,南宁的许多印染业户先后并入南宁市染织厂,后又被食品行业兼并。除了专业印染厂、染织厂外,20世纪50-80年代部分服装厂、纺织厂也承担印染作业,由于成衣加工的效益要比单纯染织好,大多服装厂渐渐不再生产染织品。20世纪80年代起,广西一批文化人,有艺术家、美术工作者、研究单位和企业,深入民间,学习民间的蜡染和扎染技艺、图案、设计观念、审美视觉等,融入现代时尚艺术新理念,设计创作蜡染、扎染实用品和艺术欣赏品,引起国内外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至今,广西许多从事艺术工作的专业人员在尝试蜡染、扎染形式的艺术创作,先后出现了一批蜡染、扎染艺术家及蜡染、扎染从业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余武章、马践、李绍忠、柒万里、帅民风等艺术家。其中马践的现代染缬作品独具特色。他将染缬原料从传统棉布扩大到了麻布、丝绸、化纤、棉纶、的确良、混纺等织物,甚至用国画宣纸作为染缬绘制,形成了独特的“马践纸蜡染”(1)马践制作蜡染用的是一种自己调制的“液体蜡”,并能用之调颜色直接绘画,经染色而成,染料也是自己配制。,与传统的“固体蜡”加热绘制再经传统染料多次染色相比是一种新的创造、新的发展。在艺术表现形式和个人表现风格上,马践染缬艺术注重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适应时代审美需求,在继承苗族传统蜡染技艺基础上,打破对称均衡的传统构图方式,形成了多元技法运用与现代艺术审美结合的创作方式,将传统的“广西民间染缬”工艺品提升到了“广西民间染画”艺术作品。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外市场把蜡染视为珍贵的民族民间工艺品,不少人购买收藏。1980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拨出专款扶持资源县染织厂发展蜡染布(当地叫“豆腐布”),供应少数民族需要[26]。自治区工艺美术公司和桂林市工艺美术公司又于桂林市旅游中心商场开设蜡染制品专柜,专售广西内外蜡染制品,从而刺激了苗、瑶族蜡染制品提包锦袋、背带芯、窗帘、围裙等产品再度发展。在广西的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工艺商店里,都有蜡染、扎染工艺品摆卖,在隆林、融水、南丹、龙胜等县的乡镇市场上,苗、瑶族自染自织的蜡染工艺品已成行成市。广西蜡染、扎染工艺品还引起国际友人的兴趣,许多外国人在广西旅游,都要购买一两件蜡染、扎染工艺品作纪念。广西博物馆多年都组织广西民族工艺品到日本等国家进行展览,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在展厅内进行蜡染制作表演,日本观众对此兴趣颇浓,纷纷掏钱购买蜡染工艺品。由于传统的植物染色对身体皮肤不会造成伤害,植物染色对水源不会造成污染,人们对传统的植物染色有所怀念,古老的蜡染、扎染工艺品满足了现代人的怀古情结,因而各种蜡染、扎染装饰品正日益受到关注。如今,广西不少职业技术学校、高等院校开设有蜡染、扎染工艺课程,一些幼儿园、小学、中学、科技馆、少年宫把扎染和蜡染技艺搬上了美术课堂,传统印染在现代学校教育中得到了传承。不少学生毕业后从事蜡染和扎染的设计研发,有的在旅游景点用蜡染、扎染相结合,恢复植物染料染色,除了使用植物蓝靛外,还用茜草、红花、薯莨、毛椿芽树皮染红色,用黄柏皮、黄栀子、姜黄等染黄色,用化香树叶、核桃皮等染黑色,用浅蓝色和黄色相溶获得绿色等。将这些植物染色的服装、围巾、背心、T恤衫、背包、钱包等在广西的旅游景点出售,受到顾客喜爱。传统蜡染、扎染工艺在当下寻找到了新的传承途径。而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部分偏僻的农村地区至今还有人用传统印染技术染布,制作传统服饰或蜡染品。如南丹白裤瑶用粘膏树胶代替蜡制成独特的蜡染品,融水苗族的蜡染则采用枫脂与牛油混合代替蜡,这些都是非常独特的蜡染技艺,但如今已经很少人掌握这些技艺了,广西传统的印染技艺在不断衰落。结语以上通过对广西传统印染的历史变迁的梳理,展示了广西传统印染的发展脉络。秦汉时期,广西先民已经掌握印染着色技术,尤其是独具特色的蜡染(蜡缬)技法,制作出“阑干斑布”。至宋代,与西南其它地区一起一度成为中国蜡染的中心。唐宋、明清时期,斑布、壮锦先后成为朝廷贡品,显示了广西各民族印染技艺的高超。19世纪末,广西印染业发展到顶峰,印染品畅销国内各省。民国以降,广西传统印染业呈衰微之势,到当下,虽有一定程度复兴,但衰落已不可避免,甚至出现了传承断层的局面。广西印染技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技术日渐成熟,其兴衰变迁受经济发展、政治局势以及人们审美观念的影响。广西传统印染自诞生起一直自产自用,由初始时期的单色发展到彩色,又从彩色印染发展到印染与刺绣结合的印染刺绣品,产品愈加丰富,风格愈加多样。过去的传统印染多在农村传承,如今在都市里出现了现代印染,不少专业印染工艺师从事印染品的设计、制作和销售。他们对传统印染工艺进行改进,应用现代科技新成果,移植和“嫁接”传统经典的印染工艺,创造出具有现代科技含量又有传统工艺文化、适应现代审美意识的当代印染工艺美术品。将传统技艺与当代生活联系起来,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转变为当代生活美学用品,赋予它们更现代的生命,让它们被公众认识、接受、消费、欣赏,重获新生,这也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最佳方式[27]。广西传统印染的未来发展任重道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是要抢救、保护包括传统印染在内的民间艺术,搜集民间流传的工艺图案。其次是有关部门要推动建立传统印染科研机构,研究传统印染艺术与现代审美理念结合、传统印染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等问题, 将民间印染提升到现代艺术层面,摆脱小工艺品的格局,进入艺术的大雅之堂,让古老的印染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再次,在全社会普及传统印染文化,推动传统印染的国际交流,将传统印染艺术引入教学课堂,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与审美教育,培养后继人才。只有形成社会合力,建立长效机制,才能使广西传统印染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走向一种良性循环。参考文献[1]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1299.[2]李昉,李穆,徐铉.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0:3650.[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91.[4]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3:30.[5]周去非著,屠友祥点校.岭外代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68.[6]王森辑,黄振中,吴中任,梁超然等,校注.粤西丛载·卷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149.[7]陆火享纂修.昭平县志[M].光绪十七年(1891年)刊本.[8]冯德材,全文炳修,文德馨、牟懋圻纂.郁林州志[M].光绪二十年(1894年)刊本.[9]褚兴周,夏敬颐纂修.浔州府志[M].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本.[10]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桂林市志(中)[M].北京:中华书局,1997.[11]社会·衣[M]//凌云县志·卷四[M].民国三十一年石印本复印本:42.[12]阮镜清.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M]//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二十集.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贵阳:贵州省民族研究所铅印,1983:219.[13]刘介.苗荒小纪[M].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 ):6.[14]魏任重修,姜玉笙纂.三江县志[M].三江侗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翻印,2002:245.[15]严复礼,商承祖.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M].中华民国十八年出版复印本:14.[16]黄占梅修,程大璋纂.桂平县志[M].粤东编译公司铅印本, 1920.[17]刘锡蕃.岭表纪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8]谢祖萃修,莫炳奎纂.邕宁县志[M].南宁大成印书馆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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